“刺梨”考——刺梨的珍贵古代文献

刺梨是贵州生长较为普遍的一种野生经济植物。据科学家们研究，它含丙种维生素十分丰富，许多蔬果都是望尘莫及，堪称“维生素C之王”。

提起它的历史，我国一些最早的古籍都缺乏记载。《诗经·国风》：“墙有茨”；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茨”、曾被人们认为是刺梨，其实它是一种“布地蔓生”果实有刺的植物，叫“蒺藜”。《雅儿》和《说文解字》都没有记载。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旁征博引也没有列入，其中的金樱子，俗称“刺梨子”,“糖罐子”，还被误认为是刺梨。

直到清代乾隆年间，赵学敏著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才补写了“刺梨”。

我省地方文献上，目前发现对刺梨最早记载，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中蕃《蔽帚集》中的《刺花》：

“才沾无寸土，到处遂相牵。不觉春将老，还凭态呈妍。终嫌芒刺手，颇怕叶漫天。蜂蝶狂争闹，宁知异蕙荃？”“刺花”，这里很大可能指刺梨花。作诗时间，大约在康熙十二年（公元1673年）。刺梨长期被当成荆棘一类滥贱的草木，不为人们所重视。近人杨覃生有词为之惋惜：“炫才心冷，状未嵇含列。”（见《贵州文献季刊》）认为它功高有用，但晋朝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却没有列入啊！吴中蕃独具慧眼，品题了刺梨，誉它优于香草佩兰。

与吴中蕃咏《刺花》诗前后不久，陈鼎游黔，把“刺梨”较详细地写入了他著的《黔游记》： “刺梨野生，夏花秋实，干与果多芒刺，味甘酸，食之消闷。煎汁为膏，食同枯梨。四封皆产，移之它镜则不生。每冬月苗女子采入市货人。”对刺梨生态，产地、用途都作了记载，特别是记下了我省少数民族妇女采摘后到城市出售，说明最早认识刺梨的使用价值的，应是我省的少数民族和劳动人民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（公元1690年）田雯《黔书》有大致相同的记载，并作了些补充：“干如蒺藜”，“花如茶花 ”，“实如安石榴较小”，“春深吐艳”，红紫相间而成色，“食之可消积滞”；把花分为单瓣与重合。单瓣的，农民用着篱笆；复瓣的，叫“送春归”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成书的康熙《贵州通志》，以及以后的乾隆《贵州通志》，所记都不出《黔游记》和《黔书》的范围。李宗昉《黔记》，记叙嘉庆十八年（公元1813年）间的事，又做了类似的记载，并增添了一些民间传说：刺梨载着篱笆，可吓退猛兽；又说刺梨熟，虎来吃。至于为什么叫“送春归”呢？近人姚茫父《佛堂词》说，“春墓而好，花落春尽”，所以叫“送春归”。

明代以后我省诗人对刺梨的呤咏渐多。康熙、乾隆时，田榕《新天道中》：“一声批颊鸟，几树刺梨花。”（《碧山草堂诗钞》）咸丰时，罗苏溪：“莲花细剥回子白，刺梨争咤竿儿酪。”（见《黔语》）郑珍《引妻》：“田评香稻久，路摘刺梨频。”（《巢经巢全集》）莫友芝《刺梨》：“形摸难适眼，风味竟舒眉。”（《郘亭遗诗》）近人陈田《刺梨十六韵》：“别有南中果，丛生道路旁。”（见《贵州文献季刊》）我省各民族人民的民歌中，对刺梨热情洋溢的歌唱：“刺梨好刺梨儿多，手拿刺梨把子搓。”（《贵州民歌桂花生在贵石岩》）“好花红约好花红，好花开在刺梨蓬。”（见《花溪》）“刺梨”两字的写法历来有多种：鉴于“刺梨”在我省地方文献上记载较早，使用比较多，又以果实的形态命名，形象生动，并符合植物学命名的写法，应以“刺梨”为正名。

说到刺梨酒，康熙十二年（公元1673年），许缵曾《滇黔纪程》说，贵州各地“产米特绝”，“所酿酒亦甘芳入妙”，“而天下未有举为褒谈”;嘉庆九年（公元1804年）张澍《续黔书》说，贵州有种窖酒，是有“胡蔓草汁”浸泡的。

这些，虽没有直接说他和“刺梨糯米酒”的关系，但在历史上对制造“刺梨糯米酒”不无影响。刺梨酒目前发现较早的文字记载，是咸丰四年（公元1854年），吴振域的《黔语》：“刺梨——名送春归，实可酿酒”；“刺梨酒色碧，味微甘，特不严耳。”在一百二十九年前已经有刺梨酒了，那时的刺梨酒碧莹清澈。差不多同时的章永康《瑟庐诗草》：“葵笋家家饷，刺梨处处酤。”刺梨酒那时也绝不是产一户一地，产地也是比较多的。